第五十四章 周祚鼎
在价格革命的影响下,江南、湖广、河南一带的城市商品经济得到高度发展,城市繁荣,市民人口也不断增加,相对应的粮食产量则持续下跌。
由于水稻、小麦的谷物生产利润不大,湖广和江南地区的许多农田,都出现了改稻为棉、改稻为桑的情况。
如此变化之下,便需要大量从外省进口粮食,这便为东北、河套、华北、四川的粮食和猪肉提供了广阔的市场。
于是在边疆屯垦地区,本来是为了解决驻军粮饷需要而设立的屯垦营庄,反而出现了将粮食反向销售到内地经济发达地区的情况。
伴随着世祖朝对外战争和海外属地的扩大,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,本地农业不断受到冲击,农民生产成本增加,而收入减少,大部分人无力改善农业技术,而城市人口的进一步增加,又使得历来被称为鱼米之乡的江南、湖广地区经常面临粮食短缺问题,甚至是饥荒的威胁,引发社会动荡,所以更需要从边疆地区进口粮食。
随着对郑森海盗海商集团的招安,顺朝的对外贸易数额大量增加,白银不断流入中国市场,货币经济发展,又便利了商业贸易。
这一时期在东北、河套、湖南、河北、陕西、甘肃、青海、淮海等省,都出现了营庄制被重新加强的情况。
各地的官府和营田司衙门,陆续发布了不少法令,限制营庄农民的迁徙自由,增加他们的超经济剥削,让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,加强人身依附关系,目的就是增加粮食产量,好解决江南和湖北地区的口粮缺口。
这在客观上来看,对华北、东北、西北地区长期的经济发展是不友好的,但在当时来说,由于不少地区经过明末以来的多年战争,已经是地广人稀的状况。
又因为移民实边的需要,当时对顺朝新扩领地的移民来源,大多都是来自于河南、山西、山东这几个北方省份,这又进一步造成了华北土地上的人力稀缺状况。
鄂宁地区的粮食缺口,为一度地广人稀的华北地区灌注了新的经济活力,在粮食贸易的推动下,华北经济也开始了明末以来的复兴。
这之中尤其以陕西地区特别突出。
自从唐代关中地区衰落以来,至顺朝初年为止,陕西经济的持续性衰败已有了七八百年的历史。
水土流亡、水源干涸、树木减少、土质变化和人口超过土地的承载力等等问题,都让陕西的经济面临无可发展的问题。
可是陕西系大顺的龙起之地,又是顺朝皇室祖宗陵寝所在之地,自世祖以后,每逢大的纪念性节日,朝廷都要在天保府等地组织大规模的祭祀活动。
如此硬性要求之下,对于陕西一省的经济复兴,也不得不重新提上日程。
明末以来,陕西的天灾人祸和兵乱持续时间最久,而且吉杨之乱,还对本来较为安定的渭南地区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。
击杨之乱以后,李来亨亲自组织的百万难民大迁徙,又釜底抽薪,使得陕西原有的自然经济体系受到了彻彻底底的破坏。
但这也就在顺初,为朝廷留下了一个百废俱兴,堪称为一片白纸的关中大地。
为了复兴陕西的经济,重建行省建制,除了陆续从湖北和四川两省进行移民以外,更重要的朝廷得以自上而下,对陕西农业进行了全盘性质的重新规划。
因为长期战乱的缘故,明末饥荒和民乱、杨承祖的一把大火、多尔衮的剃发令、吴三桂的大屠杀……陕西本地的搢绅阶层,几乎受到了毁灭性打击,地方豪强力量也被摧残的一干二净,所以在陕西实行全盘性经济规划,朝廷是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力的影响。
主持陕西省重建工作的节度使是福建人周祚鼎,他是明朝降官,崇祯十四年时任富阳知县,后降大顺,在山东新泰担任县令。
当时周祚鼎赶赴新泰,兵不血刃,进入县城。其抚绥有方,受到了民众拥护。后来由于获鹿之战的缘故,在泰安州和所属莱芜县相继发生了官绅地主的武装叛乱,只有新泰政局基本稳定。
在另一个位面的历史上,由于清兵入关,李自成仓皇撤出北京,山东局势一片混乱。六月,清廷任命方大猷为山东巡抚,进兵山东,大顺泰安州牧史可保闻讯弃城西走,至肥城被土兵所杀。泰安、莱芜、东平等州县相继为清军所据。一月之间,山东郡县几乎全部沦陷敌手。
当大顺山东政权纷纷败亡之时,周祚鼎仍率领一支孤军,坚守新泰。史载:“甲申国朝(清)已定鼎燕京,‘李贼’(李自成)所置‘伪’新泰令犹为‘贼’守城甚力”。面对清军和响应的民团,周县令毫不畏惧,一面率军抗击民团的反扑,并毅然拒绝清将的招降,新泰城成为大顺朝在山东的最后堡垒。
清顺治元年八月二十二日,清将方大猷将大顺军坚守新泰事向清廷作了奏报,其在题本中哀叹:“新泰城小而固,去省城仅三百余里,……招抚再三,到底不服。臣思此局有何了时。”对此清廷批示:“伪官敢于抗拒,该抚自当擒拿正法!”
为了扑灭新泰大顺军,方大猷密调临镇署总兵王国栋、署监军道事张安豫分统马步兵、回营兵及抚道官兵数千名,“借祭旗下操为名”,兵分两路,“星夜前往新泰为攻剿之计”。并大张榜文,声称:“只要擒拿周祚鼎、冯可兴、赵兰等数人,城中尽是好百姓,一个不杀。”时原任明按院吏目新泰人牛文,闻知清军欲攻新泰的消息后,即“自历城日夜驰三百余里”,潜回新泰,“射书城中”,勾结城内士绅,组织叛乱,“以城降”于清。据顺治元年九月王国栋揭帖,有“抵新泰,擒伪复城”之语,知周祚鼎最后为清军所俘杀。
新泰大顺军虽被清军镇压,但他们坚守县城,长达四月之久,是李自成山东政权中为时最长的一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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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水稻、小麦的谷物生产利润不大,湖广和江南地区的许多农田,都出现了改稻为棉、改稻为桑的情况。
如此变化之下,便需要大量从外省进口粮食,这便为东北、河套、华北、四川的粮食和猪肉提供了广阔的市场。
于是在边疆屯垦地区,本来是为了解决驻军粮饷需要而设立的屯垦营庄,反而出现了将粮食反向销售到内地经济发达地区的情况。
伴随着世祖朝对外战争和海外属地的扩大,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,本地农业不断受到冲击,农民生产成本增加,而收入减少,大部分人无力改善农业技术,而城市人口的进一步增加,又使得历来被称为鱼米之乡的江南、湖广地区经常面临粮食短缺问题,甚至是饥荒的威胁,引发社会动荡,所以更需要从边疆地区进口粮食。
随着对郑森海盗海商集团的招安,顺朝的对外贸易数额大量增加,白银不断流入中国市场,货币经济发展,又便利了商业贸易。
这一时期在东北、河套、湖南、河北、陕西、甘肃、青海、淮海等省,都出现了营庄制被重新加强的情况。
各地的官府和营田司衙门,陆续发布了不少法令,限制营庄农民的迁徙自由,增加他们的超经济剥削,让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,加强人身依附关系,目的就是增加粮食产量,好解决江南和湖北地区的口粮缺口。
这在客观上来看,对华北、东北、西北地区长期的经济发展是不友好的,但在当时来说,由于不少地区经过明末以来的多年战争,已经是地广人稀的状况。
又因为移民实边的需要,当时对顺朝新扩领地的移民来源,大多都是来自于河南、山西、山东这几个北方省份,这又进一步造成了华北土地上的人力稀缺状况。
鄂宁地区的粮食缺口,为一度地广人稀的华北地区灌注了新的经济活力,在粮食贸易的推动下,华北经济也开始了明末以来的复兴。
这之中尤其以陕西地区特别突出。
自从唐代关中地区衰落以来,至顺朝初年为止,陕西经济的持续性衰败已有了七八百年的历史。
水土流亡、水源干涸、树木减少、土质变化和人口超过土地的承载力等等问题,都让陕西的经济面临无可发展的问题。
可是陕西系大顺的龙起之地,又是顺朝皇室祖宗陵寝所在之地,自世祖以后,每逢大的纪念性节日,朝廷都要在天保府等地组织大规模的祭祀活动。
如此硬性要求之下,对于陕西一省的经济复兴,也不得不重新提上日程。
明末以来,陕西的天灾人祸和兵乱持续时间最久,而且吉杨之乱,还对本来较为安定的渭南地区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。
击杨之乱以后,李来亨亲自组织的百万难民大迁徙,又釜底抽薪,使得陕西原有的自然经济体系受到了彻彻底底的破坏。
但这也就在顺初,为朝廷留下了一个百废俱兴,堪称为一片白纸的关中大地。
为了复兴陕西的经济,重建行省建制,除了陆续从湖北和四川两省进行移民以外,更重要的朝廷得以自上而下,对陕西农业进行了全盘性质的重新规划。
因为长期战乱的缘故,明末饥荒和民乱、杨承祖的一把大火、多尔衮的剃发令、吴三桂的大屠杀……陕西本地的搢绅阶层,几乎受到了毁灭性打击,地方豪强力量也被摧残的一干二净,所以在陕西实行全盘性经济规划,朝廷是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力的影响。
主持陕西省重建工作的节度使是福建人周祚鼎,他是明朝降官,崇祯十四年时任富阳知县,后降大顺,在山东新泰担任县令。
当时周祚鼎赶赴新泰,兵不血刃,进入县城。其抚绥有方,受到了民众拥护。后来由于获鹿之战的缘故,在泰安州和所属莱芜县相继发生了官绅地主的武装叛乱,只有新泰政局基本稳定。
在另一个位面的历史上,由于清兵入关,李自成仓皇撤出北京,山东局势一片混乱。六月,清廷任命方大猷为山东巡抚,进兵山东,大顺泰安州牧史可保闻讯弃城西走,至肥城被土兵所杀。泰安、莱芜、东平等州县相继为清军所据。一月之间,山东郡县几乎全部沦陷敌手。
当大顺山东政权纷纷败亡之时,周祚鼎仍率领一支孤军,坚守新泰。史载:“甲申国朝(清)已定鼎燕京,‘李贼’(李自成)所置‘伪’新泰令犹为‘贼’守城甚力”。面对清军和响应的民团,周县令毫不畏惧,一面率军抗击民团的反扑,并毅然拒绝清将的招降,新泰城成为大顺朝在山东的最后堡垒。
清顺治元年八月二十二日,清将方大猷将大顺军坚守新泰事向清廷作了奏报,其在题本中哀叹:“新泰城小而固,去省城仅三百余里,……招抚再三,到底不服。臣思此局有何了时。”对此清廷批示:“伪官敢于抗拒,该抚自当擒拿正法!”
为了扑灭新泰大顺军,方大猷密调临镇署总兵王国栋、署监军道事张安豫分统马步兵、回营兵及抚道官兵数千名,“借祭旗下操为名”,兵分两路,“星夜前往新泰为攻剿之计”。并大张榜文,声称:“只要擒拿周祚鼎、冯可兴、赵兰等数人,城中尽是好百姓,一个不杀。”时原任明按院吏目新泰人牛文,闻知清军欲攻新泰的消息后,即“自历城日夜驰三百余里”,潜回新泰,“射书城中”,勾结城内士绅,组织叛乱,“以城降”于清。据顺治元年九月王国栋揭帖,有“抵新泰,擒伪复城”之语,知周祚鼎最后为清军所俘杀。
新泰大顺军虽被清军镇压,但他们坚守县城,长达四月之久,是李自成山东政权中为时最长的一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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